1985年，市面上一份挂历可以卖到十块，而在北京买一斤猪肉也不过才一块六毛钱。

《影中人》当年印数22万册，汇集了刘晓庆，陈冲等女星，为整个挂历市场带来勃勃生机，而周迅也是挂历女郎出道。

“知道”（nz_zhidao）跟你谈谈，挂历变迁简史。

月份牌揭示了当时中国都市的消费文化。（视觉中国/图）

上世纪80年代，挂历作为提示时间的老物什，是类比于“三大件”的存在。而现在它成为了我们追寻过去的最佳指南。

挂历是时髦的，翻一页老上海月份牌，可以瞥见十里洋场富贵浮华的一角，再翻一页，竟是戏水的泳装女郎，生涩的动作呈现出90年代的躁动与迷茫。挂历又是落伍的，在互联网全面覆盖之后，它的功能逐渐被手机备忘录取代，我们不再数着挂历上的数字做大事记。而上面风流婉转的美人，也青春不再，气质出众者寥寥。

唯一不变的是，时间依然逃也似地飞去。就像冯骥才的《日历》中写的那样：“岁月何其速，哎呀又一年。” 所以现代人买挂历，求的大多是个情怀。

说一段前尘往事

古罗马时期，放债的商人将债务人的负债情况及收息时间等信息写在纸上，许是欠债的太多或者商人健忘，为了能精准提示收债时间，他们又将这纸贴在了墙上。所以挂历最初是以一种“讨债本”的形式出现。

而中国挂历从历书的基础上演变而来，历书，又称“通书”，“时宪书”，作为古代民众兴农事，计日期和测吉凶的参照文本，历书只能由统治者颁布制定，历代沿袭并不断修订。直到19世纪末，历书这一文化垄断才被打破。一些报馆、粮油铺会通过赠送年历以示对老主顾的感谢。鸦片战争后，通商口岸被开设，大量“洋玩意”流入中国，上海也成为了中外资本博弈的舞台。

受西学东渐之风气的影响，新生民族资本家仿照洋商在商品中附带印有美女、静物等画片，将中国的四大美女、福相尽显的胖娃娃画到了年历中，并加上铜边，便于悬挂。故而，融合了东方历书与西方广告画的”月份牌“诞生了。这一时髦的物件在民国时期大为流行，确定了日后挂历图文并置的基本形态，也赋予了挂历工具性能之外的价值。

2018年，一展览展上展示的“百年海派旗袍”。（新华社/图）

不同历史时期，挂历在我们生活中承担的角色也不尽相同。1910年，蔡元培在德国留学，好友张元济春节期间特地给他写信问好，“寄上月份牌十份，并乞分致同人为祷。”可见在当时，月份牌是十分时尚的礼物，不仅寻常百姓欣然拥有，知识分子、精英阶层也彼此相赠。用挂历联络感情，在一百年前就十分流行了。现在逢年过节那厚厚一摞，也都是跟风了。

除了人情交际之需，月份牌还是老上海的潮流风向标，在时尚杂志尚未风靡的年代，一众影星，歌星通过月份牌女郎的身份分享日常穿搭和传达时尚精神。所以印制完成的新一期月份牌每每发往各地，总是会引发女性哄抢。她们从画报上观察旗袍款式、开叉的程度、流行的领口样式等。而男性也会因为婀娜多姿的摩登女郎购买印制在画报角落的南洋香烟和火柴。据记载，仅1916年3月，中华书局就“承印彩色月份牌二十万张，印价二万有余。” 火爆程度与现在的《Vogue》 ,《花花公子》杂志有的一拼。

到了六七十年代印刷广告挂历，挂历更是成为了“稀罕物”。 早期的挂历，无论是纸张还是工艺，都代表了那个时期印刷技术的最高水平，再加上那个时期的挂历不能被销售，拥有挂历就是身份的象征。改革开放后，有句老话叫：“工资50块，挂历要10块。” 1985年，市面上一份挂历可以卖到十块，而在北京买一斤猪肉也不过才一块六毛钱。

好在用人单位常常将此作为节庆福利免费赠予员工。在东北，有些家庭甚至会将一份精美的挂历作为女儿的嫁妆随礼，而且这份随礼能让娘家倍有面儿。一知乎答主提起父母“文人相轻”式的斗嘴甚是有趣，说他们每每争到难分难解之处，教师母亲就会放出终极大招：“我们单位发挂历，你们发了什么？”此时工程师父亲就语塞了。挂历成了衡量单位好坏的软性指标，即使在买10本送12本的90年代，依旧占据着家庭生活的高地。

2018年4月17日，一展览展上的月份牌与留声机。（视觉中国/图）

道一回心上人间

曾经，千门万户的世界里，一本挂历就是一年光阴。若干年后，地位大不如前了。不过，挂历并不会被遗忘。至于原因，若说是挂历载着时代兴替和迎来送往的人情味，总觉得太过俗气。倒不如说，人人心中都有一本挂历。

“画上儿”的东西都是有魅力的，梦幻的。身处于不同时代的人们执着地将自己所追求的美好事物呈现在挂历中，也正是因为这份虚幻，挂历上的图像都是吉祥的，带着美化滤镜的。很多人都记得，80年代新华书店整面墙都挂着各种各样的挂历。这是一个黄金时代——经济，文化，社会的剧变在这个时代酝酿喷发。“下海”是那个时期最流行的词汇。投入到潮流中的人们，男生穿着喇叭裤混迹于迪斯科舞厅，裤兜里揣着bb机，倒卖港台明星的磁带；女生穿上大红色连衣裙，透着饱满的生命力。这时候卖得最好的挂历大多画着汽车洋房、美人风景，卯足了劲地满足了大家对小康生活的想象。

“那时刚改革开放，人们看惯了样板戏，一下子看到古装，耳目一新。”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的总编接受媒体采访时这么说。那个时候，他们用越剧《红楼梦》里的剧照，做了单张年历，发行了将近100多万张。文化的闸一经打开，洪流便滚滚而来。除了古装剧照，最为流行的还是能让人老脸一红的泳装美女挂历。人心里都是爱美的，没有什么休闲娱乐活动，就看看挂历上的美女，当是解馋了。

90年代的行李里，里面装满了很多老相册。（资料图）

《影中人》是一座高山，当年印数22万册，汇集了刘晓庆，陈冲等女星，为整个挂历市场带来勃勃生机。周迅便是挂历女郎出道。1991年，谢铁骊导演从一本挂历中看到了这个大眼睛姑娘，于是便有了她的第一部电影《古墓荒斋》。除了大陆明星，港台明星与外国明星也频繁登上挂历封面，人们哼着邓丽君的《千言万语》，互相赠送画着周慧敏、玛丽莲梦露的卡片。许多人愿意回忆这个时期的明星歌星，更多地是追溯那个文化饥渴得到满足，审美不是千篇一律的时代。

怀旧是件轻而易举的事，人们可以通过查阅老照片、老报纸窥见那个年代的风采，但是论参与感，还是老挂历更胜一筹。第一批90后刚出生的时候，挂历从墙上“走”了下来，被制作成各种“周边产品”。1990年的《北京日报》报道了这一现象：在北京，许多人将挂历制成手提袋，街边到处是拎着挂历包的大哥大姐。同时一批有思想的艺术家也参与了进来，将挂历与别的艺术形式结合，试图让挂历的艺术性达到最大化。中央美术学院的吕胜中老师在1994年设计的《民间剪纸精品鉴赏》中，就以挂历的形式展示了传统剪纸艺术。

挂历的纸张质量优良，图案多变，除了制成环保包和艺术册，有的家庭将旧挂历垫在写字台的玻璃板下，糊在墙上。有的用旧挂历给上学的孩子包书皮。那些孩子回忆，在厚实的挂历封面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印刷广告挂历，让开学有了隆重的仪式感。那个时候，简单的旧物改造就能带来喜悦。

周迅也曾经担任日历的封面女郎。（网络图）

叹一声时光飞逝

20世纪90年代末，挂历逐渐供大于求。有的厂家，更是打起色情的擦边球，拍摄一些三点式泳装挂历。摄影师刘卫兵在《回望20年》书中回忆，国家新闻出版署曾下令：“比基尼泳装挂历只限于体育活动，不得选用当代裸体摄影作品”。待到后来，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也不再需要通过挂历来了解潮流。相比于灵活方便的台历，人们在挑选伴手礼时有了更多选择。

尽管如此，老挂历还是由于自身具有深刻时代印记的特性在收藏界打开了一扇窗。

挂历本身就具备艺术特性，这又得说回民国初期。那个时候，中国工商业迎来黄金时期，对于月份牌的要求更是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期间，涌现出一批优秀的画家，而在其中担当“半壁江山”美誉的是杭州画家杭稚英，他将月份牌从广告画提升到了艺术的高度。画里折射出上海开埠以来社会审美的变迁和生活方式的迥异：白日，新潮的大家闺秀骑着男式的摩托车扬起尘土。入夜，听着先生从海外带回来的“洋玩意”—留声机摇曳生姿。再加上独创的细腻笔触与技法，为月份牌画增添了艺术的灵气。也是从那时开始，挂历上的图像除了反映时代，还得要有艺术审美价值。

除了自身价值，有些人收藏挂历就是冲着那份情怀去。毕竟大半辈子的人生里，都有这么一个事物陪伴着，一年年过去，怎么会说没就没呢？说收藏的不是挂历，是过去的记忆也不为过。再加上如1997年香港回归，2008年北京奥运会等时期的挂历记录着重大历史事件，就更稀罕了。

北京的西黄城根北街里有一家专卖挂历的30年老店，在这家小店里，时间按“年”计算。自改革开放以来就守在这的罗大爷，说的最多的便是：“明年请早。”有人问他，为什么已经在亏本还要继续坚守呢，他也只是说，总有些老客人是要来买挂历的。有的今年来了，明年却不一定会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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